《呂相絕秦》鑑賞

　　夏四月戊午，晉侯使呂相絕秦，曰：“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天禍晉國，文公如齊，惠公如秦。無祿，獻公即世。穆公不忘舊德，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。又不能成大勳，而為韓之師。亦悔於厥心，用集我文公。是穆之成也。

　　“文公躬擐甲冑，跋履山川，逾越險阻，徵東之諸侯，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，而朝諸秦，則亦既報舊德矣。鄭人怒君之疆埸，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。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，擅及鄭盟。諸侯疾之，將致命於秦。文公恐懼，綏靜諸侯，秦師克還無害，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。

　　“無祿，文公即世；穆為不弔，蔑死我君，寡我襄公，迭我餚地，奸絕我好，伐我保城。殄滅我費滑，散離我兄弟，撓亂我同盟，傾覆我國家。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，而懼社稷之隕，是以有淆之師。猶願赦罪於穆公，穆公弗聽，而即楚謀我。天誘其衷，成王隕命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。

　　“穆、襄即世，康、靈即位。康公，我之自出，又欲闕翦我公室，傾覆我社稷，帥我蝥賊，以來蕩搖我邊疆，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。康猶不悛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，俘我王官，翦我羈馬，我是以有河曲之戰。東道之不通，則是康公絕我好也。

　　“及君之嗣也，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：‘庶撫我乎！’君亦不惠稱盟，利吾有狄難，入我河縣，焚我箕、郜，芟夷我農功，虔劉我邊垂，我是以有輔氏之聚。君亦悔禍之延，而欲徼福於先君獻、穆，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：‘吾與女同好棄惡，復脩舊德，以追念前勳。’言誓未就，景公即世，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。君又不祥，背棄盟誓。白狄及君同州，君之仇讎，而我昏姻也。君來賜命曰：‘吾與女伐狄。’寡君不敢顧昏姻。畏君之威，而受命於吏。君有二心於狄，曰：‘晉將伐女。’狄應且憎，是用告我。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，亦來告我曰：‘秦背令狐之盟，而來求盟於我：“昭告昊天上帝、秦三公、楚三王曰：‘餘雖與晉出入，餘唯利是視。’”不榖惡其無成德，是用宣之，以懲不壹。’諸侯備聞此言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暱就寡人。寡人帥以聽命，唯好是求。君若惠顧諸侯，矜哀寡人，而賜之盟，則寡人之願也，其承寧諸侯以退，豈敢徼亂？君若不施大惠，寡人不佞，其不能以諸侯退矣。敢盡布之執事，俾執事實圖利之。”

　　照呂相的説法，秦國及其國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惡不赦了，豈止斷交，就是亡國滅種都罪有應得，死有餘辜。

　　這就是言辭的力量。他們沒有象索緒爾、喬姆期基等人那樣發明出一套深奧的語言學理論，沒有像福柯那樣專心研究話語同權利的關係，也沒有像六朝時期的佛典翻譯家和文學家那樣專門研究過語言問題；但他們是天才的運用言語的人，是天才的演説家和雄辯家。他們憑天賦悟出了言辭，懂得力量説話的藝術和利用言辭的技巧。同時，他們也是天才的心理學家，憑直覺把人心、人性摸了個透。因此，他們悟出鋒利，有含蓄深沉；指向明確，又無所不包；温文爾雅，卻又處處逼人，把言辭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，無法再淋漓盡致了。

　　他們達到的效果，是在不經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説成黑的，方的説成圓的，錯的説成對的，反的説成對的，大的説成小的，小的説成大的，讓聽者確信不疑，確信説者對了，自己錯了，確信真理和道義在説者手中，而不在自己一方。

　　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達到某一目的，在此前提下，最妙的是不經意和自然而然，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落入圈套，等明白過來以後才大呼上當，他們充分利用了語言的張力，利用了語言的模糊性，以及語言的開放性和遮蔽功能，再加上邏輯上偷樑換柱的手法，製造語言的和思維的種種陷阱，讓對手無法擺脱語言的羅網。

　　要成為一個優秀的説客並非易事。起碼的條件是口齒伶俐，巧舌若簧，天資聰穎，腦子靈活，悟性很高，工於心計。還要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有廣泛的閲歷，天文地理、世事人情無所不曉，博古通今。然後要有心得理素質上的優勢，知己知彼，胸有成竹，隨機應變，在任何情況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善於控制喜怒哀樂，讓它們在適當的時機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，並且善於抓住對手的弱點發起猛攻，奪取心理上的制高點。此外，還要藉助權勢，以某君主、某實力派人物、某名人為靠山，以此增加話語的含金量和穿透力，尤其是話語的權威性，居高臨下地、遊刃有餘地進行表演。

　　所以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；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。古人早把這一套捉摸透了。聰明的君主深懂決戰不止在戰場，平時用酒肉錢物蓄養各色人才，像孟嘗君那樣養上一羣雞狗盜之徒，到關鍵時刻就派上了用場。如今的一些大款們，也可以學學古人的這種遠見卓識，有餘錢時，收養一些特殊人才，到時候就會受益無窮。不要目光短淺，不要吝惜錢財，不要只盯住眼前一點一滴的得失。胸有鴻鴻鵠之志者，大可以從古人那裏學到不少法寶從而使自己鶴立雞羣，出類拔萃。

　　不過，現在似乎是一個不大適合培養説客，或者叫優秀演説家、辯才的時代。人們都很忙，或者忙於發財，忙於出名，忙於做官，忙於出國，或者忙於生計，幾乎很少有閒暇來培養這種特殊的藝術才能。再説，現在的人更講實際，更講直來直去赤裸裸地交往，都討厭能説會道的花言巧語，把這種專利拱手送給了街頭騙子和“厚黑學”家們，讓他們在現代化的繁忙之中轉空子大發橫財，而上當受騙的人或者不會厚黑，或者不在乎，或者怕麻煩，幾乎不會同街頭騙子和厚黑專家計較。

　　比較一下可以發現，春秋戰國時代的説客們水平固然很高，但他們並非完全沒有良心，也並非完全不講道義。首先，他們絕對忠於自己的主子。既然主子出血養了他們，主子就成了“有奶便是娘”的親孃，即使肝腦塗地，也不會背叛主子。其次，他們有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。他們把自己的才華、天賦、技藝、精力，有時甚至是生命，都用在維護他們所屬的國家利益之上。絕對不會用來謀取一己的私利。這就體現了很高的覺悟和教養，坑蒙拐騙使用來對付敵人的，而不是用來對付自己人的。對自己人要講仁、義、禮、智信；對敵人則在彬彬有禮、温文爾雅的氛圍中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天賦。

　　兩相對比，説客與騙子、厚黑家的本質區別，便以一目瞭然了。

　　多讀一讀紐約時報等等西方主流報紙的文章，感受一下現代記者的語言力量，看一看他們那些支持“藏獨”“東突”報道，簡直將語言的模糊性運用的爐火純青。有的時候你明明知道他們就是在撒謊，讓你具體指出來卻突然發現有百口莫辯的感覺。相比較而言，我們的那些“黨的喉舌”幾乎永遠只會鸚鵡學舌！